齐鲁青未了关于票证的琐碎记忆

上世纪80年代之前,城市生活的东西几乎什么都要用票。重要的工业品不必说,如三大件,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,不光要票,还要“工业券”。每个成年人每年好像只有一个工业券,买一件东西就得二三十个,要攒多年。如果急着用,就得朋友亲戚之间相互“拆借”。其他的生活品如布料、粮油、白糖、鱼肉蛋以及豆制品等,也都凭票供应。所以每家每户的主妇都管理着一沓沓的票证。离了票证,无法生活。有一码说一码,凭票,东西真不贵,鸡蛋6毛多一斤,优质的带鱼3毛多一斤。现在的年轻人一听说3毛钱就能买一斤带鱼,好生羡慕,岂不知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点儿鱼腥,而且多数家庭宁愿买2毛多一斤的次等带鱼而不买3毛多的优质品,毕竟每斤能省一毛多钱。

一毛多钱,可以办不少事,比如买两根上好的冰棍,或者买两块包着糯米纸入嘴即融的大白兔奶糖。现在鲁菜馆都有一道菜叫“老济南炒合菜”,弄几样东西炒在一起,挺贵的。其实那年头饭店的“炒合菜”,是其他菜的下脚料,舍不得扔,合在一起炒。有些富裕点儿的家庭,偶尔到饭店买个菜解馋,都愿买这个,便宜。一两毛钱就可以买半茶缸子。

最要紧的是粮票。如果没有粮票,就只能在家里吃饭,在外面无法买到任何粮食制品。外出开会,住旅馆饭店,吃公家餐也必须交粮票。粮票分等级,地方粮票只能在省内使用,出省就得用全国粮票。比起地方粮票,全国粮票纸张高档,图案精美。如果口袋里掏出几张全国粮票,那还是很有派儿的。一般老百姓没有正路子可以搞到全国粮票,除非宾馆饭店里有熟人帮忙换一些。两种粮票长期并存,后来推而广之被用来比喻资格待遇的差别,比如评职称、提干或者涨工资之类,在规定和计划之外的,常被人称为“地方粮票”,在内部待遇一样,搁到外边不承认。一说就知道。

粮票依存的基础是粮本。粮本和户口本同等重要,乡下人是没有的,这就是城乡最大的身份差别。如果不下馆子、不买油条,也不吃桃酥蛋糕,有粮本就可饱肚子。有粮本才能取粮票,取了粮票也就可以保证出去饿不着。在家要粮本,外出要粮票,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。每个人的口粮都在粮本上,并标注粗粮细粮的比例。细粮在北方其实就是白面,标准粉,又叫八五粉,85%的出粉率。也有更白的面,那叫“富强粉”,粮店里买不到,只有档次高点的饭店有富强粉的食品。我的祖父曾带我下过一次馆子,济南西门边的汇泉饭店,尝过富强粉的小馒头,不用就菜吃,也很享受。

粗粮中也有好东西——大米,尽管那时的米很粗糙,但比起玉米面、高粱面、地瓜面要好得多。只是其他粗粮计划内可以随便买,只要粮店里有,而大米稀缺,只能限量。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,乡下人用大米换城里人的粗粮,以少换多,大街小巷“换大米”的叫声不绝于耳。农民进城除了换大米,再就是收垃圾和“偷大粪”——私自挖厕所是不允许的,这项工作只能晚上偷偷进行,到居民院里的厕所门口,先要悄悄地问一句“茅房有人吗”。“换大米”“倒垃圾”和“茅房有人吗”,成为那个时代农民进城的三种“职业语言”。

秋冬之交是个好季节,因为地瓜下来了。地瓜可以多买,一斤口粮可以买五斤,虽属粗粮,但蒸着煮着都好吃。所以一听说粮店来了地瓜,人们便推着小车、提着麻袋去排队。粮店的院里地瓜堆积如山,大台秤前,店员们手持铁锹给居民们装,有时排队的人多,还需要挑灯夜战。这时节,家家桌子下面都堆了一大堆地瓜。地瓜的不好处,就是吃多了烧心,但有两样东西可解,咸菜和白菜,地瓜之绝配。当然不是有意之绝配,吃不吃地瓜,到了冬天都是这两样菜,最多加上萝卜。地瓜养人,一时间,大人孩子都像气儿吹的一般,圆润了很多,都有了血色,俗称“地瓜胖”。遗憾的是每年地瓜就那么一季,晾成干磨成面就没人愿吃了。　

上世纪80年代一出头,粮票不知不觉地多了起来,缘于收入的增加和自由市场。那时不叫农贸市场,而叫自由市场,略有些贬义。开放自由市场,农民进城卖东西不算投机倒把,城里人便可以买到更多的副食品,餐桌日渐丰富,粮本上的粮食便有了结余。

粮票用不了,渐渐成了一种交易品,可以在自由市场上换鸡蛋。因为对于没有计划口粮的乡下人来说,粮票还是很重要的。十斤左右可换一斤鸡蛋,粮票又有了新的用途。当然,比粮票更有价值的是油票,计划内的花生油比计划外的便宜很多,用油票换鸡蛋,一斤就能换一斤。只是一般人一个月半斤油,都没有富余。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单位的小头目,乡下人找他办事,都带几斤香油,家里厨房墙根有一排装香油的塑料鼓子。于是,便舍不得再去粮店买花生油。炒菜也用香油,包水饺调馅也用香油,满屋子都是香油味儿,吃完饭,一打嗝也是香油味儿。油票攒了上百斤。夫妻都是老布尔什维克,不好意思拿去换鸡蛋。不久的一天,粮油票突然宣布作废了,眼见都成了废纸,着实可惜。

主播/后期剪辑：孙伟轩（实习）

编辑：朱若彤

值班主编：王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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